钱华林，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研究员，曾任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是中国互联网重要的开创者之一，于1994年4月首次实现了中国与Internet的完全连接。主持建立了我国的域名体系，担任我国与Internet的技术和行政联络员，并组织中文域名系统的研究和开发。目前任中国互联网协会副理事长，两岸四地中文域名联合会主席等职。独立及联名发表科技论文一百多篇，获得中科院及国家科技进步奖十多次，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这个项目是由世界银行给中国的重点学科发展项目支持贷款的，世界银行专家起的名字是“中国国家计算与网络设施”，我们自己叫“中关村地区教育与科研示范网络”。原本贷款并不支持IT领域工程性质的项目，清华大学胡道元教授出了很大力气，争取把信息领域的工程建设项目列进去。后来经过世界银行专家组讨论，同意拿出420万美元，在中关村地区建设一个超级计算中心。为了让这个地区的科学家用好超级计算机，必须要建立互联中科院、北大和清华的网络，利用互联网使用计算中心的计算资源。当时对网络的要求很简单，一是要用光缆，二是速率不能低于10兆比特每秒。同时，国家计委还配套相当于420万美元的人民币专项资金。项目很大，大家都想承担，国家计委让我们分别写方案，由专家评审。
当时主要是清华、北大、中科院三家做方案。清华是胡道元和吴建平牵头，北大是张兴华和任守奎牵头，中科院的方案由计算所负责总体设计的王行刚研究员牵头。几家方案报上去以后，当时请了21个在京专家进行评审，比分比较接近。我们中科院比清华高0.7分，略微胜出。当时国家计委科技司的人就说，你们多一点也算多，就由你们中科院牵头，他们两个大学参加。因此，这一个项目就明确由我们中科院牵头来做。王行刚总牵头，三家单位一起讨论了网络方案，确定以TCP/IP为主，兼容DECnet和X.25/X.400等已有协议。1990年4月份工程启动，清华和北大的人员不变，中科院这边由计算所网络研究室承担全部网络工程的实施。作为研究室主任的马影琳，全面负责研究室的工作，包括NCFC项目，而我作为副主任，只承担网络工程建设项目的技术工作。到1992年底，三家的院、校网络基本建成。1993年，我们完成了三家单位之间的三角形光缆骨干网。
由于全网各处的光缆，都以10兆速率运行，而且当时思科的路由器对中国禁运，我们只可以从DEC公司买到设备，而DEC只有10兆速率的网桥。他们的路由器速率很低，最高只有64Kbps，不足以满足NCFC工程建设项目的需求。所以刚完成的NCFC网络，是用网桥放在三角形的三个端点，将三个院、校网络互联在一起。每个院、校网络的内部，有一批连到各个研究所、各个大楼的六七十个以太网。
网桥有什么样的问题呢？它的端口是用以太网方式对外发送数据帧的，而以太网是用广播方式来进行通信的。对小的局域网而言，没问题；网络大了，数十个以太网络通过网桥连接，每个人发出的数据包，都会广播给网上的所有人，就产生了广播风暴，使得网络信道充满了无用的数据包。未解决这个问题，每个单位接入这个三角网的时候，都要有一个路由器来隔离一下。但当时买不到能支持10兆速率的路由器，我们自己就开发。利用开源的软件，在PC机上安装4块以太网卡，修改开源软件，构成一个拥有4个10兆以太网端口的路由器。路由器是要7×24小时不间断工作的，PC路由器显然比不上专用路由器耐用。为了能让这种PC路由器长期稳定地工作，把PC机的硬盘、显示器、键盘等部件全部拆除，软件装在一张3英寸软盘上，插到一个软盘驱动器里。只要一启动PC机的电源开关，软盘驱动器就开始工作，将软件引导到内存并启动路由软件，然后软盘驱动器自动停止工作，整个PC路由器不再有转动部件运转，既降低了能耗，又提高了长期运转的可靠性。
我们做了30台这样的路由器，运行TCP/IP协议族中的RIP路由协议。而这个中关村教育与科研示范网运行TCP/IP，实际上已经是中国互联网的雏形了。
网路初步建成后，大家担心的事情又来了：没有什么用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事超级计算的人可以通过网络来用超级计算机，但由于美国的禁运，超级计算机还没有进来；即使进来了，从事超级计算的人也很少，网络也是空闲着的；当时PC机还没有上网，只有一批小型机连了进来，所以上机的人也不多；网络上没有什么大家急需的信息和资料；另外，中关村地区范围不大，发邮件可能对方根本不看，还不如骑自行车跑一趟。以往国内一些单位建设过局域网，使用率不高，大家称它们为花瓶。NCFC完成后，很多人担心又多了一个花瓶。但我们坚信，这个网络是科研人员迫切需要的，国外网络上有大量科技资料，也有大量科研人员上网，如果我们能与国外的学术网络互连，就一定会很有用。因此，NCFC的管理委员会和工程技术人员开始筹划与国际互联网的连接。
当时要打通国际互联很困难。1992年6月份，我和马影琳到日本神户参加一个年会，称为“INET92”，我们找到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负责国际联网的斯蒂芬·戈德斯坦，跟他谈要求连接到他们的学术网——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他没有答应，说他们的网络上连了很多政府部门和军事、军工部门，他不敢轻易答应同中国连接。
为了解决这一个困难，我们上上下下都在做工作。中科院副院长胡启恒做的高层的工作，她担任NCFC管理委员会主任，委托管委会的其他成员也一起利用各种机会去做工作，例如北大副校长陈佳洱，担任过我国的自然科学基金委主任，与美国的国家科学基金会对口，容易沟通。
我们当时跟美国密苏里大学堪萨斯分校的计算与通信系系主任理查德·海塞林顿关系非常好。1993年8月下旬，我和马影琳去参加“INET93会议”，这个会议在旧金山召开，规模很大，有一千多人参会。我俩去了以后，理查德·海塞林顿本来并不参会，但他专门飞过来，问我们住在哪个宾馆，他也来帮忙，陪着我们找参会的互联网界重量级人物，把我们介绍给他们，并说明我们的来意。
还有韩国Kaist大学的一个教授，叫全吉男，是韩国互联网之父，他对中国联网非常关心，也帮了很多忙。最典型的一次就是这次旧金山会议之后，在旧金山北边召开的一个叫CCIRN的小会，是洲际科研网络协调委员会的会议，大概四五十个人的规模，全吉男是亚太地区CCIRN的主席。这个会就是专门讨论各个国家之间科研互联网怎么互相配合、互相协调的。
全吉男认为我们应该去参加这个会议，这个会上把中国和俄罗斯要联网的事情作为议程进行了简短的讨论。会上很多国家，特别是欧洲的一些科学家，都说完全应该让中国和俄罗斯的科研网络连进来，说科技没有国界，必须进行交流。会上，斯蒂芬·戈德斯坦的上司斯蒂芬·沃夫说美国能源部也希望与中国同行互联。他们这些人对中国1994年4月20日能连到国际互联网上起了很大作用。
到了1993年底，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意向性地同意中国连进Internet了。同时，我们安排李庆云高工加紧国际信道的租用、测试和开通。1994年3月，她对北京到夏威夷的卫星信道的误码率进行了多次反复测试。1994年4月，中美双边科技联合会议召开期间，中国科学家代表团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官员见面，胡启恒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负责人商谈，正式敲定了此事。
要开通与国际互联网的连接，当时在国内也是有障碍的。我国电信政策规定，租用的国际专线只能由作为租用单位的网络中心自己使用，不能给别的研究所和大学共享使用。规定认为那样就是把租来的国际信道转租给别人，这是不允许的。我们去见邮电部的领导，说明网络就是要共享的，不然大家连在一起就没有意义了，也就不能利用网络做学术交流了。最后当时的朱高峰副部长答应了我们的要求。
当时国际互联的速率不是很高，只有64Kbps，但费用很贵。世界银行专家组认为国际联网的任务超出了世行贷款的支持范围，不能从项目经费中支付。NCFC管理委员会讨论此事时，管委会成员、科技部的冀复生总工，答应给我们以设立一个研究项目的名义支持经费，并让钱天白和我去他办公室填了一些表格，给我们300万元经费，分三年用，每年100万元，不足部分请中科院帮助解决。
除了上面讲的国际障碍、国内政策障碍、项目经费障碍外，国际联网的最后一道障碍就是设备和技术障碍。没有成熟的思科路由器，就用DEC公司的NIS600作为国际联网的出口路由器，并安排李俊、张曦琼等作开通网络连接的技术准备。1994年4月19日深夜，李俊与美方技术人员配合完成了网络协议的开通，并宣布4月20日为中国实现全功能国际联网的日子。
4月20日开通当天并没什么仪式，那时候不重视这些。我们在1994年4月20日开通中国与国际Internet的连接，运行TCP/IP协议，当时网络上的所有功能就都能用了，所以我们叫作全功能连接。国际互联网协会每季度出版一期杂志，叫Newsletter，最后一页的封里是一张彩色的世界地图，有互联网全功能连接的国家，颜色是红的；只能通电子邮件的国家，颜色是黄的；没有一点网络功能的，用白色充填。4月20日以后出版的所有Newsletter，就都把中国标成红色了。
1969年，一个同事给了我一张自行车票, 但卖车的商店总是缺货。我在738厂工作的一个大学同学发现他们那里的商店不时会有自行车出售，我让他帮我盯着点，一有车赶紧通知我。有一天，他发现商店有自行车卸货，就通知了我。第二天一大早，我借了别人的自行车赶到大山子，排队等候商店开门，终于买到了一辆天津自行车厂出品的飞鸽加重自行车，价格172 元，相当于我当时三个月的工资。
此后，我们一家四口就在这两个轮子上出行。它的年龄比我两个女儿都大。我很幸运，我的同事有被偷走过10辆自行车的，像我这样一辆也没被偷的，实属罕见。有时接待完外宾，他们看我推着自行车送其离开，就会帮我和车照相，说这自行车质量这么好，可以送到原厂家当文物展出了。一直到现在，我都会骑着它上下班，从单位到家只要7分钟。有时候去北京交大、北邮、电信研究院、清华、北大开会，我也都是骑自行车。
当时CNNIC的毛伟主任要送我一辆可折叠自行车，说是轻便些，我谢绝了。后来他又要送我一辆电瓶车，说是省力些，我还是谢绝了。我觉得这辆自行车结实，大梁长，骑起来稳当。我现在很少打车，能骑自行车的，我就骑自行车；骑不了自行车的，我就坐地铁或者公交。我基本上不愿意打车，一个人占一个车，占一个道，污染空气。
钱华林老师是比较幸运的，根服务器能够落到中科院里，他在技术这块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应该说只有根服务器落到他们这里，他作为一个学术界人士，才有机会在互联网界占据一个较为重要的位置。我觉得国内学术界在整个互联网的发展过程中，真正起到的作用很有限，没有太多空间，但钱老师在里面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而且钱老师跟一般的学者也不一样，他不仅积极参加国际网络的治理，还在产业界有所作为，他是具有产业眼光的学者，所以他的视野会比传统的、一般的学者更加开阔。他成为继胡启恒院士之后，第二位入选国际互联网协会（ISOC）的“互联网名人堂”的中国人，可谓实至名归。
